[34] （5）与上述法官法的修改情况类似，2018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检察官法（修订草案）进行审议的过程中，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对修订草案第2条关于检察官是依法行使检察权的国家公职人员而没有再使用检察员称谓的简化规定，提出质疑，认为检察员的称谓是宪法中使用的。

一审法院认为，阿里云作为服务器提供商，虽然不具有事先审查被租用的服务器中存储内容是否侵权的义务，但在他人重大利益因其提供的网络服务而受到损害的时候，其作为服务器服务的提供者应当承担其应尽的义务，采取必要的、合理的、适当的措施积极配合权利人的维权行为，防止权利人的损失持续扩大。第三，创新的基础除了大规模用户群体外，更主要的是对用户偏好进行预测，而成功的预测在于数据挖掘和分析，更加智能的算法试图基于用户过去的行为习惯精确匹配，形成因人而异的服务和自动化推荐，从而打造和生成稳定的连接。

十五年前的避风港规则对当下智能平台作为连接器提供了重要的责任判断标准，包括：（1）存储了非法内容或提供链接，并对这些内容有能力进行控制/删除。像P2P这样的分享软件为传播未授权版权作品提供了工具，而在快播案和魏则西案中，无论是搜索引擎服务商还是播放器开发者都主张技术工具的中立性和不可审查性。7.强调去中心化服务和网络技术中立，不对用户通过终端媒介的行为进行审查或干预。第三，代码与脱胎于其中的社会经济生产状况以及价值生产方式剥离开来，以貌似中立的无害身份出现，同时获得强大的控制力和自主性。第五节讨论控制力和平台责任的关系，即人工智能可以使平台实际控制力进一步增强，但在法律形式上却尽力避免因这种控制力而产生的连带责任。

五、自动化的背后：控制力与风险转移 （一）平台控制力的产生 控制力是智能平台的核心，一定程度的控制力能确保平台超越传统企业在更大范围的社会市场中调配资源，实现稳定获益。同时，认定互联网等新经济业态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在依据本条第一款因素时还应当考虑相关行业竞争特点、经营模式、网络效应、技术特性、市场创新、掌握相关数据情况及经营者在关联市场的市场力量等。参见[美] Jack M.Balkin,Reva B.Siegel:Introduction—The Constitution in  2020, ,Edited by Jack M.Balkin,Reva B.Siegel: The Constitution in  2020,Oxford Press,2009。

翌年，1993年修宪通过9个修正案，宪法序言增加规定实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内容，这些是依据十四大报告确定的。党为了实现领导，就要根据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制定各项重大的方针政策。如此，体现中国共产党意志的文件具有宪法含义，表明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是在宪法解释过程中必须依循的渊源。这一认识几乎构成施密特宪法学理论的全部，其余英国的戴雪、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伦奎斯特、德沃金，以及民国时期我国法学家萨孟武都承认这一区分。

四是宪法上的一些规定也是有关国家机关在处理具体问题上的法律依据。中国共产党领导并直接投入制宪和修宪工作，同时又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群众的智慧和作用。

二是序言规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如果序言没有法律效力，国家就失去了方向。要理解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宪政运作，……就必须理解作为规范中国政治主权者的‘根本法《中国共产党党章》。[25] 参见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编：《中国当代宪法学家》，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276、277页。四是明确了我国宪法具有直接法律效力，即并非所有宪法规范都须待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有些宪法规范可直接适用于个人。

作为党章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只能规范自身，无权规范其他政党。那些否定宪法序言效力的主张意在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其实质是否定党的领导。[16] 此言差矣，认为党章不属于宪法渊源的观点只以法的形式主义要件分析宪法渊源的成立要素，未看到我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的这一重大事实，没有深刻领会宪法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没有认真对待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18]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更加注重发挥宪法重要作用，把宪法实施提高到新的水平。

目前的党章是2017年10月24日由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通过的。第十自然段规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王叔文教授在《我国宪法实施中的几个认识问题》一文中认为，序言具有法律效力具备三个理由：[②]其一，序言规定的基本原则是解释宪法的基础。这一文字之别打破了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法治之分，使法律的重心摆脱了形式主义的羁绊，关注于法的实质内涵。

1978年12月18-22日在北京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议拨乱反正，澄清了思想上的错误认识，消除了两个凡是的影响，将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宪法序言区别于宪法正文的的语言学特点恰恰表明了事实性规范不同于拘束性规范的所在，表明序言的事实性规范的的特质。但是，这只是以法院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宪法的坚持，我国是人民民主主义宪法，权力机关而非法院负责解释宪法，司法独立不是权力机关奉行的准则，故而宪法解释不仅不排斥制宪会议的资料，而是尤须依靠执政党文件才能确定。[①]拘束性规范是指那些为义务主体作出禁止性规定或者设置界限的规范。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美]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判例与解释》，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⑦]作为整体的宪法是政治性的，其政治性、纲领性和原则性是政治宪法的固有属性。2012年11月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重大部署，强调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明确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由五部分组成，其中包括党内法规体系。

[36] [美] Jack M.Balkin,Reva B.Siegel:Introduction—The Constitution in  2020, ,Edited by Jack M.Balkin,Reva B.Siegel: The Constitution in  2020,Oxford Press,2009,p2。另一方面，该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自身从未宣称过党章具有宪法地位，类同宪法渊源。

许崇德教授指出，宪法中的许多条文确实直接来自党的方针、政策，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宪法化。[21] 许崇德：《依宪治国，执政为民》，载《许崇德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8页。

[③]许崇德教授的宪法序言效力说是其政治宪法观的体现，他在《现行宪法序言是旷世之作》一文中认为宪法序言具有法律效力，除了宪法序言最后一个自然段已经作出了自我宣示，即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最高法的地位，宪法是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之外，其余尚有三个原因：一是宪法是一个整体，不能说一部份有效，一部分无效。亦即离开党的文件和决议，无从把握制宪者的意图乃至宪法条款的含义。中共中央指定成立宪法起草小组，由毛泽东领导并亲自参加工作。第五，任何违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行为须接受法律制裁。

序言宣明：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92年10月12日至19日，党的十四大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

在此，党性即政治性，表示宪法是执政党的意志。这个宪法性文件由党中央负责起草，政权的性质基于中国共产党对苏维埃的认识而确定，制宪的目的在于确保民权。

三是序言对理解宪法条文的含义具有指导价值。二者之间，既有区别，更有不可割舍的紧密联系。

[12]强世功教授认为，党章属于宪法渊源。这在理论上符合毛泽东对何为宪法的论断，在法律上赋予执政党以宪法地位，使执政党文件具具备宪法价值,指导宪法解释。张教授通过论证国家与法是同时产生的，驳斥西方自然法学家认为法与国家分离，法高于国家的观点。毛泽东指出：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

[18]他说：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一般认为，与宪法正文相比，宪法序言的政治性最强，故一些学者否定其具有法律效力，且序言的语言学特点带有纲领性、原则性和理论性。

这部宪法文件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纲领出发，确立了解放区政治经济生活的基本法律准则。其二，肯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战胜艰难险阻的事实。

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彼时于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大虽然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任务，但并没有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